俞福达，男，1961年11月出生，岱山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曾任该县东沙镇党委书记、镇长，县生长计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2019年1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查视察，并被接纳留置步伐。2020年2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法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经查，俞福达利用职务便当不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584811元。案发后，俞福达退出全部赃款、赃物，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
2020年6月，俞福达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分金人民币20万元。
阴阳“两面人”，搞外貌一套背后一套
俞福达出生在普通农家，自称“祖辈无官，门衰祚薄”。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一名农村教师成为了岱山县政府办秘书，自此走上从政之路。多年的从政经历让他养成了谨慎的性格，其内心却并非如此，是一个内外纷歧的“两面人”。
领导干部需要良好的形象，俞福达对此深以为然。明面上，他正直、清廉，对不熟的人送上门的财物一一严词拒绝；私下里，却贪婪成性，对“靠得住”“信得过”的人送的礼品礼金来者不拒。而俞福达切换“双面”形象的标准就是交情。他认为交情浅的人送礼危害大、不宁静，拒绝是最好的选择；交情深的是自己人，口风紧又隐秘，不会出问题。
俞福达的“两面”形象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据审查视察人员介绍，他在担当岱山县委政法委书记时，经常要听公检法等政法机关的事情汇报，外貌上“什么都懂”，实际上却是个“无知”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学习只是挂在嘴巴上，学习任务来了有事情人员帮我学，基础不必自己学。”以至于在党的六项纪律提出多年后，他仍然不知其为何物。这也为他走上违纪违秘诀路悄悄埋下了隐患。
2019年夏天，浙江省委巡视组进驻岱山后，曾对俞福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开端了解。此时的俞福达苦思冥想应对之策，将政治上的“两面人”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外貌上，他主动配合，“知无不言”，为了向组织标明自己的“无辜”，甚至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暗地里，他却叫来学会计核算的亲戚，将其家庭所有账户流水进行分类核算，他再逐笔想好说辞；请亲戚朋友分批次抵家中领取其库存礼品，未便带走的直接扔进小区垃圾桶；与利益相关人串供，并时时时提醒他们“如果(我)被组织视察了，千万不要认可和我之间的关系”……
形成“门生圈”，上演权钱交易戏码
2000年8月，俞福达转任岱山县东沙镇党委书记、镇长。书记、镇长“一肩挑”让他成了东沙镇所谓的“大当家”，别人对他的“积极回应”，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绩感。这让他渐渐膨胀，抵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开始追求初级趣味，贪图享乐，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慢慢松开了警惕。
2005年，俞福达担当岱山县副县长，分担工业领域� ？粗衅涫种腥Φ牟环ㄉ倘酥鸾ザ嗔似鹄�，烟酒、购物卡、名牌包等送上门的“小意思”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职务的晋升、话语权的增大让他愈发飘飘然，不绝上演一出出权钱交易的戏码——
2010年至2013年间，老板方某因公司资质不符等问题在贷款上泛起了问题，俞福达利用职务之便，为方某在融资担保和土地购置等方面提供资助。在俞福达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人抓住凭据、急需用钱来摆平时，便第一时间想到了方某。方某心领神会，慷慨解囊20余万摆平此事。
2018年底，老板叶某经营的船舶公司破产后，俞福达为叶某在案件执行方面说情打招呼，先后收受其19万余元。
……
不但如此，有人还了解到，一经的教学经历让俞福达颇为享受“老师”的身份。一些党员干部、商人老板便投其所好拜其为师，相互之间则以师兄弟相称。久而久之，俞福达身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门生圈”。
戴某(已被查处)是俞福达的“门生”之一。为拓展公司业务，戴某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俞福达，一来二去，慢慢进入了俞福达的“门生圈”。在俞福达担当县领导后，他将戴某安排到了岱山县驻杭州市效劳办事情。名义上戴某成了国家事情人员，但实际上他却当起了“挂名”干部，一边全身心经营着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一边堂而皇之地“吃空饷”。有了“俞老师∨涯纥，戴某险些垄断了全县的医疗器械业务。
商人朱某也是俞福达所谓的“门生”。每逢公务出差、出国，“俞老师”都会叫上朱某一起。澳大利亚、巴西、法国……朱某如影随形，甘当“俞老师”的“移动钱包”。
就这样，俞福达在权钱交易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门生”们的吹捧和效劳；作为回报，他用手中权力为“门生”们在职务调解以及税收返还、土地审批、融资担保等方面提供资助。
虚荣心作祟，饰演“文艺清流”
当过教师的俞福达从政后仍然保存着写作喜好，时时时喜欢写一些诗歌、散文。“身为领导干部，如果还能出书几本个人书籍，一定能成为文人清官的规范。”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俞福达萌生了出书散文集的念头。然而，出书书籍并非易事，他便打起了通过购置刊号、自筹出书用度的方法出书书籍的主意。
有了这一念头后，俞福达一方面授意下属黄某每年购置海鲜礼包赠送给相关出书社和编辑，借此打点关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入了浙江省散文学会，并当上了副会长。
万事俱备，只欠春风，只要解决了用度问题，出书书籍就水到渠成了。
在其第一本个人书籍出书前夕，俞福达在北京举办了新书出书研讨会，邀请了一众“亲朋挚友”到会捧场�；岷�，他欣然接受下属黄某为其支付3万余元研讨会用度。俞福达还利用职权要求岱山相关局办与浙江省散文学会签订相助协议，使后者获得相应相助资金。在出书其第三本散文集时，省散文学会给予其3万元资金支持作为回报。就这样，俞福达在各方“支持”下相继出书三本书籍。
他深知，正是因为其县领导的身份，才华促成这些事情。他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喜好买单，公和私之间没有了界限。
“(你说我)失去的工具多吗 ？所有工具都没有了。其实，失去自由了，也就是意味着失去一切了……”如今，俞福达后悔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