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典范的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案件！
4个党组织和13名领导干部被追责问责，其中，涉及市管干部5人！
这起案件的“主角”就是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达控股）、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包集团）及其下属制版厂（以下简称制版厂） 。
2017年11月，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隆达控股开展巡视 。不久之后，该公司二级企业印包集团及其下属的制版厂进入了市委巡视组的视野 。
制版厂，始建于1955年，是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字号”国有企业，其制版工艺曾盛极一时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制版厂开始向物业经营转型 。2000年至2007年，经过多次重组，制版厂最终成为隆达控股下属印包集团所属企业 。
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擅自推进“革新”，实行“自治”……2009年7月到2017年11月，制版厂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长达8年，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
那么，一个国有企业是怎么成为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一级党组织明目张胆对抗上级决策，上级党委、纪委又为何恒久放任不管？
全面“自治”，建立“两委会”对抗上级决定——
一次党组织隶属关系的调解拉开了“独立王国”的序幕
王强，时任制版厂厂长 。在该厂由制版主业向物业经营转型的历程中，发挥过一定的带举措用 。2007年，由于不满印包集团党委将制版厂党支部划归印包集团下属物业公司党委治理的决定，王强开始以“厂务果真、民主治理”“探索职工自治”为名，提出组建所谓的“企业治理委员会” 。
“其时王强是厂长，很有威望 。既然他说要革新，厂里的干部职工都认为肯定是越改越好，所以其时没人提出质疑 。”制版厂副厂长马洪钦介绍 。
在没有履行请示报批程序的情况下，王强擅自组织召开了企业职工大会，并自行选举爆发“企业治理委员会”“企业监督委员会”，还制定相关事情条例，提出由治理委员会全面卖力企业经营治理事情，行使企业行政治理权和决策权，甚至讨论决策“三重一大”事项 。由此，“两委会”开始成为制版厂和王强个人对抗上级决定的一种“护私”手段 。
“凭据党章和相关执规律则，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把偏向、管阵势、保落实作用，履行包管和监督的职责；企业厂长行使经营治理职权；职工代表大会则行使民主治理职权 。三者相互支持、密切配合，配合发挥作用 。但在制版厂，‘两委会’的作用完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治理上其时已经泛起了问题苗头 。”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卖力人告诉记者，但厥后，时任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杨维义听取王强口头汇报时却并没有引起重视，将这一问题进行弃捐 。
“我觉得，杨维义没有实时警觉，就是缺乏政治意识，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事情可能的生长趋势，这也造成了‘两委会’厥后逐渐越权治理企业 。”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邢立平痛恨地体现 。
怪象频出，完全进入无组织状态——
自行免职上级任命的新厂长；换届选举期间，上级领导进厂监督，却连制版厂大门都没进去
2009年6月底，印包集团党委决定，免去王强制版厂厂长职务，由时任物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王某某兼任厂长，这一决定，再次触动了制版厂有关人员的敏感神经，他们担心个人利益受损，作为老厂长的王强更是心有不甘 。
2009年7月1日，在接到印包集团党委人事决定的第二天，王强就召集“两委会”开会，研究免职王某某厂长职务事宜 。7月2日，制版厂召开职工大会，免职了王某某的厂长职务，决定由“两委会”卖力企业日常治理事情 。
这次明目张胆的正面“对抗”，在上级党组织那里却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
“当初重视不敷，集团党委求稳怕乱，觉得稳定压倒一切 。实际上是没有把党的建设放在前面，这是爆发问题的基础 。”隆达控股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德华体现 。
事情生长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 。2016年，印包集团党委开展换届选举事情，要求各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 。当印包集团党委书记领导事情人员到制版厂开展换届监管事情时，却连制版厂的大门都没有进去 。
就这样，制版厂党支部长达8年未换届 。其间，未经任何程序，王强个人即提议建立临时党支部并指定党支部书记 。
这一时期，脱离党的领导进入“全面自治”的制版厂组织涣散、怪象频出：“两委会”主干人员违规延迟退休；业务经营治理失管失控；房产出租违规，条约治理无序……“党建事情、企业治理陷入一片杂乱 。”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卖力人体现，制版厂的问题造成了很是严重的结果，在职工步队中爆发了极其卑劣的政治影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听之任之，“两个责任”落实不力——
上级党委、纪委对长达8年的“闹剧”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制版厂问题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隆达控股和印包集团两级党委、纪委越来越不想触碰的“顽疾”，两级党委、纪委班子成员虽几经变换，但对这个问题大都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
早在制版厂自行免职新厂长之后，隆达控股党委就将“保稳定、冷处理”的指示转达给了印包集团党委，印包集团党委也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步伐 。
在两级党委的放任下，制版厂最终进入了以原厂长王强为实际控制人的“两委会”治理运营阶段 。在经历了两年多时间的“自治”后，2011年10月，印包集团党委才开始第一次实验纠正制版厂的问题，将制版厂由原来的物业公司治理直接划归印包集团治理，但对制版厂的党组织隶属关系仍没有明确 。同时，印包集团党委通过程序免去了王某某制版厂厂长职务，提出通过民主推荐爆发厂长，并建议王强作为厂长人选 。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了王强自己的拒绝 。
“其时王强的态度是，已往的问题一定要有个说法，把问题先解决了，后面再谈如何推选厂长、如何规范化的问题 。我将这个情况反响给上级党委后，也没有下文了 。”邢立平坦言 。
面对种种乱象，隆达控股和印包集团两级党委、纪委的做法就是不绝妥协 。2012年，印包集团党委甚至还推荐王强作为党代表加入隆达控股党代会 。2013年，王强又被评为隆达控股优秀共产党员 。2015年，印包集团党委竟将早已取消党总支的制版厂仍以党总支建制上报……
“都知道制版厂保存问题，可是谁都不去碰 。印包集团两届党委、四任书记，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研究解决 。纪委也没有开展问责 。下级依赖于上级的决策，上级依赖于下级具体解决，保存着上推下卸的现象 。”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卖力人介绍说 。
从2011年至2017年市委巡视要求整改前，印包集团党委对制版厂厂长一事一直没有正式动议研究，厂长一职恒久空缺，制版厂党组织关系也处于虚置状态，实际脱离上级党委领导的状况未获得有效纠正 。2017年6月，印包集团党委制定了《关于北京制版厂恢复独立党组织建制事情预案》，上报隆达控股党委组织部，也没有获得批复 。
“这些乱象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上级该管没管、该处理没处理 。监督责任没有落实，主体责任也没有落实 。”北京市纪委监委相关监督检查室事情人员说 。
2018年1月24日，在市委巡视组的督导下，隆达控股党委印发关于对制版厂有关问题进行整改的决定，整改事情正式启动——
同年3月，制版厂建立党支部临时事情机构，组建行政经营领导班子，取缔“两委会”；4月，制版厂党支部完成换届；5月至10月，制版厂完成工会换届选举、配齐行政领导班子以及与隆达控股、印包集团各项治理制度对接；11月，隆达控股通过招标，委托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制版厂2009年至2018年经营治理进行专项审计……
2019年1月，北京市纪委监委对隆达控股党委、纪委及印包集团党委、纪委等4个党组织进行通报问责，并对包括5名市管干部在内的13名领导干部给予处理，其中，王强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人受到取消党内职务、政务免职处分，4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人被诫勉问责，1人被通报问责 。
至此，这场长达8年的闹剧彻底收场 。
